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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泰始詩論
宋文帝劉義隆于元嘉三十年(453)謝世，至宋亡還有二十七年，中間經過六帝，經營較久的只有孝武帝十一年和明帝七年。而孝武帝大明(457-464)、明帝泰始(465-471)則是繼文帝元嘉之后兩個時間相對較長的年號。文學史上常常以年號來標示某一時期的文學。以年號標示某一時期的文學，其起迄的時間又往往與年號不盡相同，建安文學和永明文學的情況都是這樣。從文風、特別是詩風嬗變的角度來審視大明、泰始文學，當指的是文帝劉義隆謝世至宋亡，甚至到齊初建元，即齊武帝登基的永明之前約三十年的文學。鐘嶸《詩品》曾兩次將大明、泰始連稱以指代元嘉之后一個時期的文學（其中一次引用其從祖鐘憲語）。在鐘嶸前后，用“大明以來”，或休（湯惠休）、鮑（照）并稱來論述元嘉之后約三十年文學的，至少有蕭惠基、王僧虔、蕭子顯、裴子野數人。可見，齊、梁間文史家對這一期的文學是相當重視的。可惜在此之后，便少有文學史家將大明、泰始連稱作為一個文學史時期來作整體的、深入的探究（單個作家或詩人的則時有涉及大明、泰始）。認真思考起來，原因較多。首先或是因為齊、梁的文史家對大明、泰始文學批評的多，褒揚的少。其次是大明、泰始文學在宋、齊間特色不夠鮮明，表面上看成績也并不十分突出，似乎前不及元嘉，后不及永明。三是受宋嚴羽的。嚴羽在他的《滄浪詩話》中，論及“元嘉體”時，把鮑照和謝靈運、顏延之一起歸入此體，從大處著眼，有其可取之處，但又未免有些簡單化。《滄浪詩話》是古代一部成績巨大的詩話，后人受它的影響自不可免。四是具體操作的困難。三十年左右的時間，不算太長，南朝中前期的作家，有的既在元嘉已經成名，又活躍于大明、泰始，例如鮑照、謝莊；有的則活到永明以后，然而在劉宋后期已有文名，例如謝超宗、丘靈鞠、謝ｆěｉ＠②、江淹，齊、梁文評家去宋不遠，較容易辨析這些作家作品的年代，而對于后代的文學史家，特別是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就比較困難了。更何況齊、梁文評家能看到的作品肯定比我們要多得多，像《詩品》下“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條，蘇、陵、任、戴四人的作品已全部亡佚；至于頗受到王儉稱道的謝ｆěｉ＠②，其詩也是一篇無存。這無疑給我們今天的研究帶來很大的難度。
大明、泰始時期文學大約三十年，時間不算太長，但如果和正始文學（從齊王芳正始年間至魏亡不足三十年）、永明文學（從齊武帝永明間至沈約卒約三十年）相比，也不見得短。隨著南朝文學研究的逐漸深細，特別是近年一些相關年譜的問世（注：詳見劉躍進、范子燁編《六朝作家年譜輯要》，黑龍江出版社1999年版。）和《南北朝文學編年史》的出版（注：曹道衡、劉躍進著《南北朝文學編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為大明、泰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本文要研究的就是這一時期詩風的嬗變以及這一時期詩歌在南朝文學史上的貢獻和地位。
一
沈約《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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