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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學術編輯力量的嚴重退化
當今的學術編輯與過去的學術編輯相比，無論在學術水平上，還是在編輯水平上，都似難相提并論。當今的學術期刊和出版社比過去不知多多少，但是優秀的編輯家卻不知少多少。
過去，不少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既是優秀的編輯家也是出色的學問家。但是，近些年來，這種優秀的編輯人才越來越匱乏。很多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已很難與學者專家溝通和對話，難以把握當代學術的發展并在這個基礎上策劃和組織重大選題。學術期刊和出版社是學術產品發表和出版的重要關口，而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則能夠防止不合格的學術產品流入社會，能夠將學術產品的簡單錯誤扼殺在搖籃，甚至還能糾正一些學術錯誤。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能力低下和不負責任將極大地影響學術產品的學術質量。但是，中國當代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力量卻嚴重退化，影響了中國當代學術的健康發展和學術質量的提高。
2015年6月，我收到文藝理論家孫紹振贈送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的文藝理論專著《文學文本解讀學》后，只翻看了前幾章，就發現有些校對錯得簡直離譜。首先，《文學文本解讀學》提到英國當代文藝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時，標上的都是美國國籍。無論是正文注釋，還是參考文獻，都將特里·伊格爾頓的國籍標為美國。《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最新中譯本于2007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至2013年已印刷6次，標注都是英國國籍。其次，《文學文本解讀學》在參考文獻中列上了《文學原理引論》和《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這兩個中譯本，卻沒有標明這是同一本文學理論專著的不同中譯本。再次，《文學文本解讀學》提到特里·伊格爾頓的這本文學理論專著，用了不下三個名稱。在孫紹振的自序中，用的是《二十世紀文學》;在第一章第54頁中，用的是《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在第三章第97頁中，用的是《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尤為可笑的是，在第三章第97頁，正文和注釋居然用了《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和《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這樣兩個不同名稱。
《文學原理引論》有兩個中譯本，一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譯名為《文學原理引論》，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報道》編輯部組織翻譯;二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最新譯本，譯名為《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由伍曉明譯。伍曉明承認，《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應直譯為《文學理論導論》。(特里·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年2007年出版，第2頁。)可見，《文學原理引論》這個中譯名應更為準確。但《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這個譯名卻更能迎合中國當代學人迫切了解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心理，因而較有市場，頗為流行。
簡單地比較這兩個出版時間相差20年的中譯本，不難發現后一個譯本在有些方面不如前一個譯本。特里·伊格爾頓的自序有一段話，《文學原理引論》中譯本譯為“經濟學家J·M·凱恩斯曾經這樣說過，那些厭惡理論的經濟學家，或宣稱沒有理論可以過得更好的經濟學家，不過是受一種較為陳舊的理論支配罷了。這對于研究文學的人和批評家來說，也是如此。”(特里·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劉峰等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頁。)而《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譯本則譯為“經濟學家凱恩斯(J.M.Keynes)曾經說過，那些厭惡理論或聲稱沒有理論更好的經濟學家們只不過是在為更古老的理論所控制而已。對于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來說，情況是同樣的。”(特里·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年2007年出版，第5頁。)《文學原理引論》這個中譯本用“較為陳舊的理論”含有貶意，而《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這個中譯本用“更古老的理論”則無褒貶之意。特里·伊格爾頓深刻地批判了反對理論的傾向，認為“倘沒有某種理論，且不說這種理論是何等抽象和含蓄，我們首先就不會知道什么是‘文學作品’，或者我們如何去閱讀它。對理論持敵視的態度，常常意味著只反對他人的理論而忽略自己的理論。”(特里·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劉峰等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頁。)這種對反對理論的傾向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從特里·伊格爾頓對敵視理論的傾向的深刻批判中可以看出，特里·伊格爾頓不會用褒貶不明的“更古老的理論”，而會選擇褒貶鮮明的“較為陳舊的理論”。
從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特里·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專著《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和孫紹振的文藝理論專著《文學文本解讀學》可以看出，中國當代學術編輯無論是在學術水平上，還是在責任心上，都嚴重退化。
中國當代學術編輯力量的嚴重退化無外乎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學術編輯的自身原因。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雖然不一定要成為自成體系的學者專家，但至少應成為有眼光的學術批評家。有抱負的學術編輯會積極發現和培養人才隊伍，積極組織和策劃選題并找到合適的學者專家完成，從而推動學術的有序發展。有抱負的學術編輯還會尊重有才華的學者專家，團結有思想的學者專家，而不是將這些學者專家視為掙錢的工具或者謀取各種狹隘利益的中介;二是社會原因。很少學術期刊和出版社重視學術編輯的學術水平的修煉和提高。這當然不是說近些年來學術期刊和出版社完全沒有出現學術成就頗高的編輯，而是有些學術成就頗高的編輯很難在學術期刊和出版社里有所作為，離開了學術期刊和出版社。人才流失造成了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學術水平的急劇下降。久而久之，社會學術資源越來越聚集在那些社會身份社會地位較高的學者專家身上，而那些有才華有思想的基層學者專家很難有出頭之日。尤為嚴重的是，那些有社會身份、社會地位的學者專家不得不承擔格外的重任，只好在搶灘占位后組織其他學者專家集體攻關。這是極容易衍生學術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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