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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就業季面臨解約考驗 多重阻力下難獲新機會
本意是保障學生、用人單位和學校權益的“三方協議”，在部分畢業生那里卻成為一把雙刃劍。每人只能有一份“三方協議”、不能擅自解約，而當畢業生遇到更適合的工作機會時，解約會變成如何也繞不過的坎兒。三方協議制度存在什么問題和弊端?如何才能更好保障各方權益?記者展開調查。
送別一個個離校的舍友，碩士畢業生凌悅一個人繼續在宿舍焦慮地等待著。這個夏天關系著她未來生活的走向，而三方協議則是那把決定她命運的鑰匙。從最初四處求職的焦急，到后來找到工作的欣喜，再到現在夾在兩份工作中的糾結，她仿佛轉了個圈，回到原點。作為保障學生和用人單位權益的三方協議，在她那里卻成了一把雙刃劍。
遇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學校、單位不愿放行，只好軟磨硬泡
今年1月份，北京某央企組織招聘考試，凌悅一路過關，直到最后被錄取，并與該央企簽訂了應屆畢業生就業協議書(三方協議)。4月份舉行的選調生考試，是繼去年“國考”后進入公務員系統的又一次機會。凌悅這一次又“幸運”地進入面試并通過。經過權衡，凌悅決定回家鄉選調，然而首先需要做的是與央企解約，之后才能重新開具三方協議。
頂著夏日驕陽，凌悅幾次去該央企總部協商解除三方協議，都被嚴詞拒絕。找學校和導師幫忙協調，也是杳無音信。凌悅告訴記者：“用人單位不同意，并要求我按時去報到。雖然我知道解約是因為我個人原因，給用人單位帶來不便，還影響學校與用人單位關系。但這涉及我工作的城市和職業，對我影響太大了。”
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梁楓律師認為：“三方協議具有約束性，作為無名合同的一種，需要各方履行合同，在凌悅的案例中，她無權解除三方協議，擬用人單位并沒有過錯，如果也不存在欺詐等問題，那么她只能與擬用人單位進行協商。”
北京某重點高校碩士畢業生陳超也曾經歷過類似遭遇。不同的是，已經與他簽訂三方協議的用人單位同意協議作廢，但學校卻以毀約影響學校聲譽、不符合相關規定為由，不肯重新開具一份三方協議。最終陳超既沒有得到新的工作機會，也失去了原有的機會。領不到新三方協議的他只能進入一家不甚如意的企業工作。
學校有正規的重新申請三方協議的程序，為什么沒有走這個程序?陳超告訴記者，一方面，因為自己違約在先，所以“即便走程序也希望渺茫”。另一方面，好工作不等人，沒等他的軟磨硬泡“打動”校方，新用人單位招聘就到了截止時間，另外選錄了其他畢業生。
一旦解約，學校和用人單位可能承擔隱性成本
隨著勞動力就業機制的市場化，違反三方協議的問題已經成為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在大學生就業過程中遇到的一大難題。如果各方遵守三方協議，則實現了多方共贏。但如果出現學生想換工作、有了更理想去處的情況，不僅學生求職會受影響，學校和用人單位也或多或少要承擔損失。
南京大學一位長期從事就業工作的老師告訴記者，每年都會有一些學生違約，但絕大多數學生在簽三方時是比較慎重的。從學校的角度來說，學校并不鼓勵學生違約，一方面，被違約單位未來招聘和錄用該校學生的意向會降低;另一方面，一些學生過多地占有就業機會，會擠占其他學生就業空間。所以學校在開展就業指導工作時反復強調，大學生應該遵守契約精神，簽訂三方協議前一定要慎重，以免給自己和擬用人單位帶來不便。
對用人單位而言，未簽訂勞動合同之前，同樣無法保證自己的用工利益，由此產生的隱性成本只能由單位承擔。
新勢整合傳播機構副總裁陳俐分管機構的人力資源工作，她告訴記者：“解除三方協議對用人單位來說，招人成本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會打亂公司用人計劃。而且本來招錄的都是很有潛力的人才，他們的流失對單位是一種損失。”她們的解決方式是讓學生先經過實習，深入了解工作后，再簽訂三方協議，近年來她們單位三方解約的情況基本上已經杜絕。
專家解析，三方協議只是意向而非合同，應形成妥善的解決機制
三方協議的設立初衷是保障大學生與用人單位達成的意向，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三方協議的作用逐漸在削弱。
南京大學的這位老師認為，目前三方協議對用人單位的約束相對較少，更多規定的是學生違約后所應承擔的責任。過去都是學生違約的多，近幾年用人單位違約的情況有所增加，但學校這邊只能將其列入黑名單，不歡迎其來招人，此外沒有太多的約束辦法。
三方協議對學生的約束力也有限。梁楓律師告訴記者：“很多情況下，大學生雖然簽訂三方協議，但在不去報到的情況下，也可以跟其他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只是檔案無法轉入，這會影響干部身份的認定等。因此，三方協議最大的約束力其實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企等單位的工作崗位，實踐中的效力范圍是有限的。”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胡彩霄認為：“三方協議是帶有就業意向預約性質的協議，是應屆畢業生畢業后到用人單位工作意向的表示，并沒有形成勞動合同關系。” 與勞動者違約相比，大學生違反就業協議的責任相對輕微，一是并沒有正式簽訂勞動合同，二是用人單位的損失并不高。但三方協議所確定的只是就業意向，大學生解除這種就業意向具有合理性，“與用人單位相比，我們還是更傾向于保護大學生的就業自主權。”
胡彩霄認為，鑒于三方協議是未來確定勞動合同的意向性協議，在此類糾紛發生時，可以參照《勞動合同法》對試用期雙方的權利義務的規定精神來處理，大學生有解約的權利，但應該補償用人單位付出的成本。學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主體，也有義務在出現糾紛的情況下從中協調。
但實際情況是，鑒于三方協議規范內容的特殊性，仲裁不受理，訴訟時間拖長對各方都不利。胡彩霄認為，目前需要健全糾紛解決機制，暢通學生、學校、用人單位的聯系，兼顧各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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