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歷史沿革
商
據記載當時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所需，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們都已經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自此，洛邑的語言就成為了整個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孔子在魯國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來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來講學的。《論語·述而第七》中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漢
秦朝具體用什么語言無法考證。漢代國語為“洛語”，洛語承襲先秦時代的雅言。漢朝的漢語標準語稱“正音”、“雅言”，也稱“通語”。
晉
西晉承襲漢代，以洛語為國語。永嘉之亂，洛京傾覆，東晉遷都建康，洛語與中古吳語結合形成金陵雅音，為南朝沿襲。
隋
最早能夠找到的官方推廣共同語政策在隋代。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于當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統治之下，漢族習俗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心想恢復漢族禮樂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復漢族文化的舉措，其中包括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審定比較經典、純正的漢語。
隋朝統一中國，編《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長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國語為“漢音”，或“秦音”。隋唐都長安，并以洛陽為東都，此時中原及關中漢音在與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變。
唐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
事實上，根據中古音韻所擬的唐詩讀音，便與今日的粵語極為相近，指粵語為唐代正音并不為過。
——參見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2] 之附錄《唐詩擬音舉例》，中華書局，1956。
宋
宋代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廣韻》。而在北宋亡國后，南宋時代的劉淵又基于《廣韻》著《平水韻》。
元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大都語音為標準的天下通語。元代盛行雜劇和散曲，這是兩種接近口頭語言的新的文學形式。
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都是大都人，他們的作品《竇娥冤》、《漢宮秋》、《西廂記》等反映出當時大都話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根據元雜劇的用韻編寫的，書中歸納的語音(聲母、韻母、聲調)系統已經相當接近今天的北京話，因此，大都話成為近代普通話開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礎。
明
明朝以南京官話為官方語言，金陵雅言以古中原雅言正統嫡傳的身份被確立為中國漢語的標準音，并深遠地影響到直至今天的中國語言形態。加之六朝以來漢人文化上的優越意識，清代中葉之前歷朝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均以南京官話為標準。明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后，南京話又成為當時北京語音的基礎，有明一朝，始終以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通行范圍小，地位較低。
清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話仍然是清代官場和知識分子階層的主流官話。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時候，北京官話的影響逐漸超過南京官話，最終在北洋政府時期以北京話為基礎確立國語。作為漢語官方標準語的南京官話在民國時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地方差異
北京話、大陸普通話、臺灣國語、新加坡華語、馬來西亞華語等在語音、詞匯等方面有少許差異。要注意的是北京話并不屬于一種標準語，因為它是未經整理和標準化的北京城區方言。以上的幾種標準語都是以北京話這種方言為基礎來進行標準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