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職員工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不感冒？

為何職員工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不感冒？

　　為何職員工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不感冒?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信號為何“遇冷”？

　　要問民意輿情對延遲退休是支持還是反對，坦率地說，多數人對延遲退休抱有抵觸態度。無論是官方調研，還是民間媒體的社會調查，結論大都表明，多數人并不支持延遲退休。而上海市“柔性延遲領取養老金”政策，自2010年試點以來，僅有數千人自愿參與，與上海現有的數百萬退休職工相比，這一可憐的數字表明大部分在職員工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并不感冒。

　　實際上，每一項政策的實施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不同群體的利益，甚至會形成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再分配。高層不斷釋放延遲退休的信號，卻頻頻遇冷，表明普通勞動者對延遲退休會損害自身利益的擔憂。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確立了針對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制度，與之前的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退休金制度并立，形成了極具社會轉型色彩的“養老雙軌制”。在“養老雙軌制”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退休金不需要本人在退休前繳納，全部由財政負責;而企業退休員工的養老金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在其退休前共同繳納。而且，從現實來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退休金可達到在職工資的八九成，而企業退休員工的養老金只能達到在職工資的四至六成，替代率嚴重偏低。

　　“養老雙軌制”猶如一道藩籬，人為地將勞動者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對于體制外的普通企業員工，特別是勞動強度大的員工而言，延遲退休將意味著他們在退休前要繳納更多的養老保險費，退休前的生活負擔因此而增加，雖然理論上退休后會獲得更高的養老金，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領取養老金的時間縮短了。對于體制內的退休人員，延遲退休不僅意味著他們正在享受的零養老保險費待遇得到延長，還意味著他們的權力、聲望等身份屬性能夠繼續得以保有，而退休后卻可以享受多于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的退休金。況且，延遲退休政策的制定者又恰恰屬于機關事業單位人員范疇，這也難怪為何高層屢次以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試探民意，卻得不到大多數民意輿情上的支持。

　　從主觀方面來看，企業和企業普通員工對延遲退休的積極性都不高。對于在企業低層次崗位工作的群體來說，他們的在職收入較低，養老金和在職工資差距不大，作為理性人，都不愿意延遲退休，多繳納幾年養老保險費。對于在企業高層次崗位工作的群體來說，退休后往往可以被用人單位返聘，可以獲得養老金和返聘報酬雙重收入，他們顯然更愿意按時退休。而且，企業返聘退休員工的人工成本，由于不必為其支付養老保險費，反而更低。

　　另一個反對延遲退休的群體來自需要就業的年輕人，特別是高校畢業生。雖然延遲退休人員的工作崗位和性質，與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的工作崗位和性質，并不一一對應，但從就業崗位總量上看，延遲退休還是減少了閑置崗位的供給，而且減緩了年輕人的晉升步伐。國家人社部的研究數據表明，我國每年新增的1000萬左右就業崗位中，三分之一來自退休人員的更替。延遲退休年齡，不僅是年輕人不愿接受的，主管全國就業工作的人社部也將承擔巨大的壓力。

　　如此說來，延遲退休的決策似乎是一廂情愿，然而，《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人社部官員面對媒體時的多次表態，卻為何多次表明準備實施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堅定立場?其實，靜心推敲，不難理解這背后的政策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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